
大哥比我大16岁,一转眼他已经永远离开我们15年了。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,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,以及年龄的增长(如今我也是四十出头的人了),心头总有一种想法:如果大哥活在现在的生活境况下该多好啊!于丹讲座中的一句话总是萦绕在我的耳畔:“子欲孝,而亲不在。”换到我这里就成了:弟欲敬,而兄不在。每每想起这些,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痛。
在我儿时的记忆中,大哥是个十分英俊的小伙。他的身高足有一米八,白净的脸庞,两道浓黑的眉毛下,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,通正的鼻梁下一张大小适中的嘴。只是他的腿脚略有不便,走起路来稍有点跛。听父母说他小的时候是比较顽皮的孩子,在一次和大孩子的争斗中被踢伤了膝盖。当时没有引起家长的重视,加上他和他的伙伴们无论春夏还是秋冬都到运河里去游泳(冬天他们就带了柴火,下河游泳后,上岸就烤火取暖),严重的受寒,于是就落下了腿脚不便的毛病。当时我的父亲和在天津市里上班的大伯倾全家的经济实力,走遍了市里的各大医院,始终没有治好(当时是五十年代,医疗技术水平很低的)。
七十年代初期的一个深秋(当时我还很小,具体哪一年,我记不清了),在外面和小伙伴玩够了的我回到家,发现大哥躺在炕头上,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。生产队长坐在椅子上和我的父母述说着事情的经过。
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,虽然当时我只不过是几岁的年纪(可能是六岁),但是当时的情景,当时生产队长说的每一句话都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,到现在还清楚的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因为大哥腿脚有些不方便,受生产队的照顾,所以平日里他不和壮劳力一样下田干重活(当然也不挣壮劳力那么多工分),队长安排他在磨房为社员们磨面、机米。到了三秋时节,各部门的人手都吃紧,队长安排他到场上(囤积收获粮食的场所)帮忙。场上需要用人力车,场头让我大哥去河堤上去借。当时河北赵县的民工在我们村边上加固运河大堤,刚刚加高的大堤还没修堤坡,大哥拉着人力车从高高的堤上下来。因为他的腿脚不方便,所以他被车重重地搓在了底下。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大哥抬回了家,生产队长一个劲地向我的父亲检讨着:“都是场头的疏忽,忘了孩子腿脚不方便。”“也怨这孩子,知道自己的腿脚不方便,还不倒着拉。”父亲也埋怨地说着。从此,大哥就再也没独立的站着走路。(也就是在那年月吧,要是现在:好挺的一起工伤事故,好挺的一场官司要打)
父母为大哥治病费尽了心计,可当时医院最好的设备就是拍X光片。片子上又没发现骨头上有什么大毛病,人就是站不起来。我的外公、大伯包括生产队长,我们身边所有关心这事的人都发动起来了,该想的办法也都想了。我的印象最深的是,当时我们叫他“擀面杖”先生的人,他每隔些天就来给大哥治疗一次。他除了用手掌,肩肘之外,什么笤帚疙瘩、擀面杖凡能用的东西都用(当时不知叫什么治法,现在想想,应当是推拿理疗)。每次治疗后除要给人家钱外,母亲还要给那人做好吃的(在那年月,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)很长时间过去了,大哥的伤始终不见好转。后来,听别人的话,又用了很多偏方,熏、蒸、敷、口服各种中药,但都无济于事。大哥成了真正的残疾人。
大哥虽然身体残疾了,但他的意志是十分坚强的。直到现在,我还深深地佩服他。为了治病,多苦、多毒的药,没有他吃不下的。长时间的弯腰走路,使他的身躯成里虾米状,永远也伸不直了。为减轻家里的负担(为他治病,父母没少花钱)就这样的身体,正常人参加的劳动,他都去做。生产队时,他拖着不便的身体看场,看菜园子。后来,实行承包到户,种地、锄地、收割、养羊、养猪,所有的农活他都起早贪黑地干(尽管这样,我们生活也只处在温饱水平,当时的情况下,村子里有几户富裕的)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渐渐明白了:大哥之所以这样努力地干活,是要证明给家里的人看,是要证明给邻里乡亲们看,虽然我身体残疾了,但我不是你们的经济负担,我是非常能行的人。在我的心中,大哥永远是一个刚强的男子汉。
1985年春,我的父亲去世了,我家的日子过得更艰难了。大哥更加努力地干农活、养猪、养羊,为的是能把日子过得稍好一点。由于长期大剂量地服用消炎药,服用止疼药,大哥的胃不好了。当他直立的时候,整个上身和头都是朝下的(像虾米一样)。长期的这样,他的心肺功能也在衰变,他的身体也日渐衰弱。那年秋天,大哥患了严重的胃出血和脊柱炎,我心急如焚。刚刚参加工作的我,虽然每月工资只有76元,还是把他送到了当时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县医院。我对医生说:“如果要输血,就从我身上抽取。”一个月的治疗,将近八百的治疗费用,大哥的身体基本恢复正常了(只是相对于他来说吧!其实他的身体已经永远不会正常了)。
1989年元旦,我结婚了,并于当年10月生下了女儿。大哥更加努力的做着自己所能做的一切。为了不着弟媳妇的嫌弃,他做任何事情都很讨仔细,而且全心全意的关爱着我的女儿。我也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照顾好他的生活,医药费经常是我给他交,冬天给他的小屋安上取暖的炉子,把煤给买足了,夏天在他的窗前搭上凉棚。
由于长期的超剂量服用止痛药和消炎药,加上劳作的辛苦。四十几岁的他,身体已经衰弱到一定程度了。1993年春天,大哥的病情加重了,脊柱炎加心肺功能衰竭。当了几十年大夫的表哥(和我大哥是发小)劝我:“看他这样病了20多年了,现在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。如果送到医院,花很多钱也不一定能看好。即便有所好转,也还是个残废人。这样吧,在家治疗,我给他想最好的办法,用最好的药,治好了最好,治不好,我们也尽心尽力了。”想想表哥说得很有道理(加上我当时每月不过200元的工资,又没有什么家底,住院的医疗费用又高得吓人),我们姐弟几个听从了表哥的话。在家治疗,我们姐弟几个轮流守护着大哥,表哥每次用八瓶先锋酶素的剂量为他输液消炎,但是始终不见有好转的迹象。表哥说:“到医院也不会有什么好办法,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,我看还是准备后事吧。”我的眼里在流泪,我的心里在滴血,可是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。那时,我深深体会到的是什么叫“手足情”。我们姐弟几个商量着,既然救不了大哥的命,他这一辈子又是那么好强,我们就给他买好一点的寿衣,让他体面地离开这世界吧。
为大哥在家治疗的第八天,他的病情更加严重了。他疼得大声嚎叫,拉着我的手:“老兄弟(弟兄三人中我最小),救救我吧!我痛啊!”我满脸的无奈,表哥已经给他打了大剂量的止痛药,可是不管用。看着大哥我在想:大哥啊!不是老兄弟不救你,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啊!当天傍晚,我爱人老家来人送信,说是她的二爷去世了。我问表哥:“我大哥怎样?我该怎么办?”表哥说:“他岁数不大,应该一两天没有问题。”没有办法,先去奔丧吧!可是转天凌晨,二哥就到我的岳父家接我。我一看到二哥,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
当我们及急忙忙赶回家的时候,首先迎出来的是表哥:“我先跟你们哥俩说点事,二表娘(我的母亲)在烧纸的时候,不小心把你大哥的寿衣给引着了。没办法,现在只能用棉被盖上了。”我们来到大哥的床前,一床崭新的棉被,白色的被里向外盖在他的身上。我心想:大哥啊!你怎么这么命苦啊!兄弟们本想让你体面的离开这世界,可是还是没能做到。
在表叔(前面提到的表哥的父亲)的催促下,我们找了车,将大哥的遗体拉到火化场。我实在不忍心再多看一眼那已经被火燎的不象样的大哥,在火化厂工作人员忙碌的时候,我走出了告别厅,心想: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?当为他选骨灰盒的时候,我一眼就相中了上面印有嫦娥奔月的那个,虽然它比别的贵上30元,我还是决定买它。我想:大哥虽身残,但他的性格刚强,一辈子从不向困难低头。既然他一生没有娶上个媳妇,就买个嫦娥和他做伴吧。当天我们在好心村民的帮助下,把红布包裹的,印有嫦娥图案的,装着大哥的盒子安葬了。
北方的春天多风是正常的,在刮风的夜里门没关好的事从没发生过。可就在安葬了大哥的那天夜里,狂风大做,风大得有点出奇。深夜12点多,不知怎的?我家的铁门被风刮开了,两扇铁门在狂风的作用下发出巨大的声响,如同响雷。不用说我们,邻里们都被吵醒了。开始,我心想:一会儿风可能会小些,门就不响了。可这巨大的声响持续了很长时间还是不停,妻子扎到我的怀里,就这样忍着。门响一直不停,实在没有办法了,我叫醒了母亲,打开门灯,娘俩在心惊胆战中将铁门关好。我看看表,是夜里1:30。
转天,邻居的老人们问夜里发生了什么事?有人说是大哥惦念家里,回家看看。我不那样认为,在北方春天刮大风是常有的事,母亲在忙乱中没有把门关好是根本原因。但是凑巧的事,这样的事以前从没发生过,以后也再没发生过。
一转眼,十五年过去了,我也四十出头了。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,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,以及年龄的增长,心里总有一种想法:如果大哥活在今天该多好啊!如果在今天他仍然得那样重的病,我就是不买楼房,不买汽车,也要给他治病。即使治不好,也要让他去世在医院(当时的经济条件太差了,实在是力不从心)。这一系列想法只能印证一句话:历史不容假设。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在清明节等纪念日多多的买上纸钱,烧给他,希望他能有所感应,过上美好的生活。
每当看到同一单位的孙校长,我就想起我的大哥。因为他和我大哥的年龄一样大,都是属虎的。在无尽的怀念的同时,时时想起于丹讲座里的那句话:“子欲孝,而亲不在。”所以我又有很深的体会:人活在世上,一定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善待自己的双亲,善待自己的弟兄姊妹,善待自己的亲朋好友,善待你周围所有应该善待的人。只有这样才能时时活得安心、塌心,才能永久地不留遗憾。

遗憾的是大哥一生没照过相片,到现在他只能留在我深深的记忆里。
撰写本文的过程中,泪水几次迷糊了我的眼睛。为什么?是思念,是遗憾,还是别的什么,我自己也说不太清楚。
继续努力善待别人,将是我的后半生倾心尽力去做的事,无论他是谁,和他之间存在什么恩怨情仇,我都将义无返顾地做下去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不会留下任何遗憾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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